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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于是话题很自然地从近几年长三角风行的民间借贷聊起。
林飞说，浙江因民间借贷链条断裂倒下的第一个城市是温州，第二个或许将是义乌。在义乌，亲友之间的借贷非常普遍，一旦发生跑路或倒闭，或许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推倒一个。
林飞告诉记者，参与非法集资活动的其实多是当地公务员。在义乌，公务员家底丰厚是很正常的现象。
为什么公务员那么有钱？林飞说，越小的地方，官员越把自己当官，有一点小权力都要用一用。
于是话题又从民间借贷转移到了权力寻租上，因为从事的是房地产行业，林飞称已对此司空见惯。
62%的利润被抽走
虽然林飞才30多岁，但已经常睡不着觉，还大把大把地掉头发。
林飞叹了口气说，因为项目开发牵涉的利益群体太多，至少要跟30多个政府部门打交道，30多个部门下面还有分部门，一个项目前期至少要盖不少于50个章，不同的部门都要审批和验收。
“一个项目验收，除了规划建设部门以外，连卫生局都要来，检查什么呢？楼盘设计中，一层楼的客厅上面不能是卫生间。这样的检查也是应该的，但是本来一个部门可以搞定的事，为什么非得要这么多部门都来搞？除了卫生局，城管局也要过来检查。”林飞对记者说。
有一些章要盖下来就需要用钱来解决问题，而林飞惯用的方式是送卡。有些检查人员拿了自己那份还会暗示说，“我还有个同事没有来”。于是林飞就很识趣地把另外一张卡塞到他手里。
“通常一到春节前半个月，我们就基本不用工作了，每天的例行公事就是送礼、送卡，在酒桌上陪着，吃完饭安排KTV，对方玩完了，我去结账就好。”林飞笑着说。
除了这些隐性成本外，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税费成本更是高得惊人。
林飞说，一个项目建起来，不算拿地成本，有62%的利润都是被政府以税费的名义征收走的，税和费的名目繁多，有高等教育附加费、城市建设费……
而很多税都是有弹性空间的，比如一项土地增值税，可以交200万也可以交700万，当然愿意少交点，那就要给相关负责人“表示”一下。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反问林飞，为什么利润大部分都被抽走了，你们还愿意开发房地产？
林飞告诉记者，是因为基数大。卖烧饼，每天拼命卖几千个，也没多少钱，但是开发房地产，一个项目就是几个亿，卖出去至少还有利润的38%。而且房地产开发需要的资金多，是个不是谁都可以做的行业，还有一定的门槛。
林飞说，新一届政府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为市场“松绑”，先后几次清理和下放行政审批有好几百项。他觉得这些举措将有利于优化市场环境，但路程还很远。
从80万到200万
林飞叹了一口气，民营企业真的很难，他们董事长也是身家百亿的人，但遇到问题还是要想着办法托关系，送钱、送古董。
林飞问记者，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一件古董第一次在古董店里出现时，价值80万，过了几天再出现时，价格变成了200万，这是为什么？
记者说，是不是有人想要送礼？把古董送给某人，某人拿去古董店卖，古董店高价收购，由送礼的人补足差价。
林飞说，听过这个故事啊？不过这是真事。北京有个玉器店，去年因为“八项规定”关门了。但是这个店以前生意特别好，它每年只做两个月生意，就是2月和3月。2月是春节，3月是全国两会。这跟一些奢侈品店生意周期也是一样的，每年2、3月生意最好。买来做什么？送礼呗！现在经济形势不太好，但一些官员“该收礼还是收礼”。
击鼓传花
那现在房地产形势不太好，怎么应对呢？
林飞对记者说：“我们就转型做一些文化产业、投资一些金融企业，再去投资一些矿业。”
他说，在国外开矿比在中国省心多了。虽然也有困难，需要适应国外的制度和规则，但是很多规定都是明摆着写在那儿的，只要按规定办事就好。
“现在走出去的企业越来越多了，他们觉得在制度健全的地方投资比较放心。”林飞说。
林飞又给《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讲了一个国内矿业开发的击鼓传花案例。
林飞透露，在中国能开矿的一般都是有“背景”的人。如果一个人能通过关系，拿到一个矿的开矿权，那他不需要自己去开采，因为成本太高了，他可以通过几轮运作，把矿卖出去赚大钱。
怎么运作呢？先付一些费用给专家，让他们出一个报告说这个矿是富矿，价值巨大。这样矿的名气就有了。民营企业的老板一般不会相信这些专家的观点，但是上市公司会感兴趣，他们可以借用这个矿的名气在资本市场上圈更多的钱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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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拿到这个矿，也不会去开采，而是找有实力的国有企业共同开采或者卖给国有企业。前提是要和国有企业的老总打好关系。国企以更高的价格买回来之后，问题就来了，这个矿并不是富矿，可能会亏损。但不要紧，只要把坏账剥离，就可以让全社会来共同承担坏账的成本了。
林飞抛出一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从拿到开矿权的人到上市公司到国企老总，都是受益者，那么谁才是埋单的人？”
记者问他，既然在中国做民企这么累，有打算做点别的吗？
林飞摇了摇头说：“谁也没办法完全脱离环境，其实回家看看孩子笑一下，就什么都不想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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