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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沿用国内传统评价经济增长的方法，就可简单认为，只要追求GDP，速度快、持续时间长那就是好。然而，GDP仅是一个计算出来的数字，其背后一系列的计算方法和计算标准却在直接影响着各产业的发展路径与选择策略。
观察国内，目前大体上是用生产法计算GDP，是从生产的角度衡量所有常驻单位在核算期内创造的价值，是国民经济各行业在核算期内新创造的价值和固定资产的转移价值的总和，即国民经济各行业增加值的总和。也就是将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的全部产品的价值减去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消耗（如固定资产折旧、原料、燃料、动力、辅助材料）的价值。
从投资的角度看，要想实现这种GDP增长模式，只需持续增加货币投放，并伴随对企业大规模投资即可实现被投资企业增加值的增加。但不幸的是，在追求GDP增长时，由于长期没能有效地解决投资项目附加产生的外部性等问题，又遇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政府又意外采取了4万亿元财政外加三年26万亿元信贷的超大规模货币刺激的经济计划，使大量的投资走进高耗能、高污染的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业。虽然拉升了GDP，但雾霾、江河湖泊的水质、土壤等污染情况更加严重，造成了更大的外部不经济，不仅资源被严重破坏，而且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与此同时却拉动了对煤炭需求的高速增长，再加上各生产要素价格和非价格（如某些政府官员集体性设租和寻租）因素长期被扭曲，看似产品成本被大幅压低了，但相伴而生的能源低效和过度消耗等问题却日渐突出。
冷战思维的能源安全观
更可怕的是，为了配合政府实现和确保GDP目标，国内有话语权的一些能源战略家，长期坚持为各级政府制定能满足GDP当期需要的能源战略。但几乎无例外地都将“能源自给”看成是能源安全战略中的金科玉律。使能源安全观几乎就没走出过冷战思维，生怕发生供给中断和供给歧视。于是，在能源战略布局上，就是拼命安排对国内一次能源等资源产品的开发，即使违背了资源资产的价值规律和在全球化条件下均衡发展的现实需要，也要用政府组织的“创新”之手去开采国内煤炭等一次能源，并不计后果地保障着国内供给和GDP目标的实现。
特别是近几十年，在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指导下，虽然使国内工业加工能力提高了，也换回了巨量不断贬值的美元，也使国内生产的初加工品具有了极强的国际竞争力，并成为国人的骄傲。可一旦国际市场有风吹草动，中国企业往往会习惯性的选择“煮豆（燃豆萁）”策略，使用竞相杀价策略来巩固国际市场份额。于是，又会招致一个又一个反倾销调查，进而不断被WTO判败诉，结果又会进一步传导使国内产能过剩，恶化着企业的经营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国际贸易和经济的大起大落又会直接殃及煤炭等一次能源生产商。
但庆幸的是，本届政府看到了这些欠科学的国策。
战略危机中的煤炭产业
长期以来，为了实现“能源自给”这一能源安全战略，并能满足追求GDP增长的目标，使我国形成了对国内煤炭的过度需求和高度依赖，推升了煤炭价格，使2011年5500千卡/千克动力煤价最高时曾突破每吨1000元，又刺激了“全民”投资煤矿的激情与冲动，使煤炭产能进一步疯狂地增长。随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造成的我国经济后发优势的退却，使中国经济正向后发劣势挺近，经济增速下滑，创新能力增长缓慢，煤炭需求下降、库存增大，再加上一些品种煤炭进口量的增加、以及“全民”投资页岩气和天然气替代等政策落地，持续催化着煤价暴跌，至今已跌去50%以上，使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企业的亏损面超过70%。
尽管煤炭产业最近几年一直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一边在淘汰落后产能，一边花费巨资建造特大型现代化矿井。但在面对宏观经济走弱，煤化工产业提速，地方政府又受GDP指标、税收、就业、社会稳定等压力和官员仕途的影响，什么产能过剩、什么环境安全、什么契约精神、什么法治公正统统都不是个事儿，结果，使“淘汰”进展缓慢，导致落后产能退不出去，先进产能又超前释放，凡此种种，已经造成了在自经济体内的“能源危机”。
但是，时至今日，人们还认为，如今的煤炭业所面临的困局主要是煤炭市场的结构性过剩。进而，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下称煤协）日前呼吁，煤炭企业必须严格控制生产总量，力争将今年的煤炭产量压减10%以上。
其实，煤协的减产呼吁犹如是向一群鸭子索要鸭绒，是让其自愿从自己身上拔下鸭绒，去替别人保暖过冬，即在保障了其他产业能源安全后，再自愿单独承担煤炭产能“过剩”带来的损失和价格风险。然而，这种协会督办所形成的减产绩效应该不会太好。从博弈函数看，企业规模越小，超限开采并销售的收益越好，所以，不少煤炭企业至今仍在依靠提前释放产能、增加产量、薄利多销来增加主营业务收入。而大型煤企若减产，则前期花巨资建造特大型现代化矿井的财务压力就得不到改善，若不减产，市场还会继续恶化，使其进入两难选择的困境中。
由此可见，这一切的症结应该是（煤炭）能源安全战略自身发生了危机。
冯跃威,长期从事国际能源产业经济、投资避险、国际关系研究和咨询，以及多家媒体的专栏作家。
责任编辑：张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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